“我最近也在追剧。”在中国剧协的办公室里，《装台》原著作者陈彦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现在，他的职务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忙碌的工作之余，写作仍然是他放不下的念想。他向记者透露，自己即将出版的长篇新作《喜剧》写的还是陕西故事，草稿写了好多年，疫情期间已改完。而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主角》也将登上荧屏，剧本正在改编中，这也是他的陕西老乡张艺谋首次执导电视剧。

　　在今年的热播剧中，《装台》算是一个另类，没有流量明星，也不靠热搜话题，就踏踏实实凭着朴实的生活质感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作为原著作者，陈彦也给《装台》的改编点了个赞：“我认为改得很好，基本尊重原著精神，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是奔着现实主义的风格去创作的。当然影视有影视的规律，所以它的调子会变得更加温暖一些。”

　　《装台》的地气，不止源于小人物的故事，更来自于陈彦二十多年院团生活的积累。从编剧到团长再到院长，陈彦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期间，没少和装台人打交道。“院长办公室的楼下，正对着剧场的后台，那些装台的累了在外面抽烟吃饭聊天，我都听着呢，挺有趣的。”

　　当院长那十年，陈彦一直坚持着晨跑的习惯，每次路过剧场外，都能看到装台人东倒西歪睡得遍地都是。“早上是他们最累的时候，满脸蜡黄，真就是台词里说的‘下苦人’”，从这些人身上，陈彦找到了主人公刁顺子的形象。“要说原型还真有一个，叫朱冬生，他身上有些影子，但不能构成一个艺术典型。这两天他正在北京装台呢，现在成了名人，电视台都在采访他。”

　　电视剧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当装台队遭遇骗子拿不到工钱时，顺子跑去找秦腔团瞿团长帮忙。类似的情景也在陈彦和朱冬生的交往中发生过。“有时候团里的工钱没有及时给到，我就会帮着催一下，我说‘你们早上起来去院里看一下嘛，看那些人可怜不可怜，咋能欠人家钱嘛’。”不过，陈彦说，“电视里的瞿团演得比较正一些，其实我平常也是整天爱和大家开玩笑的一个人。”也正因如此，陈彦的笔触总是轻快的、幽默的，让人读来笑中带泪。

　　真正动笔写《装台》，是在陈彦离开文艺院团之后，多年的生活积累让他感觉所有的文字似乎是“扑面而来”。“这群人一直住在我心里，不写出来好像堵得慌，直到现在我还有很多遗憾，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没有写进去。”

　　《装台》的成功得益于文学的力量、编导的用心，也离不开实力派演员的助力。“我一看到张嘉益骑三轮车的背影，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他就是我心目中的顺子。”陈彦坦言，生、冷、硬、倔，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陕西汉子形象，但“刁顺子”并不典型，反倒是有些窝囊。“其实这样的人也很多，说实话，他硬起来去哪找活呢，不圆滑一点、狡黠一点、窝囊一点，怎么生存呢？”

　　“闫妮演得也很好，话不多，但她身上有被生活挤压的无奈，也有和顺子在一起的幸福，她把这种内心的丰富都表达出来了。”陈彦认为，通过这部剧，张嘉益和闫妮都完成了一次突破。“张嘉益以前演的都是高富帅，演了这么一个形象，估计在西安城里骑三轮都没人能认出他来。”

　　《装台》热播后，刁菊花这个人物的争议最大，她既看不起干活的父亲，又大手大脚糟蹋顺子的血汗钱，更是把继母当成敌人。陈彦说，他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女儿的形象，就是因为看到了现实中残酷的一面。“现在很多人追求社会地位、香车豪宅、名牌包包，导致另一些无法拥有的人内心发生扭曲，甚至把这种愤恨甩到了自己父母身上。这种过度的物欲，已经导致很多家庭分崩离析，导致那些靠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人毫无尊严。”

　　其实，在小说里，陈彦把这个女儿写得更加可恨，不仅面丑心恶、蛮不讲理，还好吃懒做、拜金虐狗。他说，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品，就要尖锐一点，希望能以此唤醒年轻一代对普通劳动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官网登录者的尊重。

　　“《装台》看似写文艺院团，其实反映的是更加广谱的社会问题。”从《西京故事》到《装台》，陈彦接连用两部长篇小说为这个时代在底层奋力打拼的劳动者立传。

　　在院团工作时，陈彦就注意过，单位对面的街口总是聚集着大批农民工，“只要来一个活儿，就有几十人涌上去”。为了解他们的生活，他先后深入西安的八里村、木塔寨等城中村，采访了几十位农民工，他还自掏腰包给对方付“工资”。

　　“我自己也是从底层出来的。当我从小接触的这群人来到大城市生活时，自然会引发我的关注。”1963年出生于镇安县的陈彦，凭借着勤奋和才华一步步从县上走到省级院团，再到北京工作。这些年，每当看到大山里凌空架起的高速公路、城市里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他总是会想到这群肩扛背驮的农民工兄弟，“他们就是这个共和国的‘装台人’，当他们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所有人都应该向他们行注目礼。”

　　热腾腾的羊肉泡馍、张口就来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陕普……有观众评价，《装台》就是一部大型陕西文化宣传片。

　　不过，在陈彦看来，《装台》的陕味之所以能让观众津津乐道，恰恰在于它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这个剧处理得比较自然，这个阶层的人就是每天吃这些小吃，是塑造人物的一部分。”他坦言，近几年不少地方想通过影视剧搞旅游宣传，往往是花钱不讨好，“硬塞进去肯定是不行的”。

　　陈彦告诉记者，他的新长篇《喜剧》写的还是陕西故事，也还和文艺院团有关，但他想借此研究更丰富广阔的社会问题。“我想写一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到底应该坚守什么，哪些需要反思。”

　　同时，陈彦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也将登上荧屏。他透露，张嘉益在拍完《装台》后很快就买下了《主角》的改编权。“后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张艺谋在长途飞行中把《主角》看完了，一落地就要联系我买版权。”最终，张艺谋找到张嘉益联合改编，三个陕西人合作到了一起。张艺谋特别喜欢《主角》的题材和其中的陕西元素，也曾有过计划，电影、电视套拍。

　　从书名不难看出，《主角》和《装台》，是一对互为映射的作品，这也融入了陈彦多年来在院团工作的体会：“每个人都想朝舞台中间站，都希望有自己生命的高光时刻，其实每个人也都是装台人，都曾经为别人装过台。”

　　上世纪90年代，陈彦也当过影视剧编剧，他在32岁时创作的《大树小树》，曾荣获第 20届电视剧“飞天奖”。后来，陈彦进入文艺院团工作，再没有时间写电视剧了，但对影视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他看得非常清楚：“不真实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背后是创作者缺少扎实的生活，编造和‘硬折腾’的痕迹太重。只有把生活研究到七分八分，才可能写出它的二三分来；如果我们研究一分两分就想写出七分八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啊。”

　　他直言，现在都呼吁文艺创作要扎根生活，但很多人往往只是做了“扎根生活状”，把生活概念化、人物纸片化。“举个例子，这次疫情期间涌现了很多平民英雄，看新闻的时候都让我们泪流满面，但成为艺术作品后，反而不感人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只想着拔高，把那些毛茸茸的生活底色、质感、生命的丰富性全打磨掉了，太可惜！”（记者 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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