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1919年8月29日—2010年6月25日），江苏宜兴人，中国现当代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其主要油画作品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等；主要中国画作品有《春雪》《狮子林》《长城》等。

　　2024年8月29日是吴冠中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节选了《吴冠中散文》中的作品《望尽天涯路》，他在这篇文章中追忆了当年留学巴黎、艰难困苦的学画生涯。身在异乡为异客，这一段百感交集的求学经历，反而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为日后攀缘艺术高峰埋下伏笔。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院“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弗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也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逝了的三十年岁月。

　　出了“大茅屋”，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三十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对坐下，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呢，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刚访问了西非三国，路经巴黎返国。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了，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只秉明，还有法学博士志豪、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他们都各自作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秉明问：“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我微微摇头，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这摇头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1946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跟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饮暴食，一股劲地往里钻。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我渐渐意识到：模仿不是艺术，儿童和鹦鹉才学舌。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当别人画圣诞节时，我想端午节，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搭的是美国邮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开个紧急会，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可美国人说，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他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

　　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一桥相通，趁参观人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我一人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转来又转去，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来同我谈艺术解闷吧，便笑脸相迎。他开口了：“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这回却突然开窍了：“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吉美博物馆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

　　1982年从巴黎返国后，我又去了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秦俑坑前，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我想号啕痛哭，老伴跟随我，还有那么多观众，我不敢哭。哭什么？哭它太伟大了，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

　　对留学的经历，我记忆犹新，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大学的助教，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但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要么早已改行了。留学！这是助教们唯一的前程，夜深沉，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我的老师们大都是留法的，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没有钱，只要能出了国，便去做苦工，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但要混，首先要通法语，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后来我才知道，不通法语混下去的“留学生”也还是有的，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多许多的钱。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对法语学得很马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同时兼听初、中及高级班法文，饿得慌啊！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跟他补习法文；又经人介绍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只要他约定了时间，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精力还有剩余，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第一本读的是《茶花女》，其后是《莫泊桑小说选》《包法利夫人》《可怜的人们》……书读了高高一堆了，每读一页，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得乌黑乌黑的字典。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稗子、碎石子，人称百宝饭，吃饭时边吃边拣，全神贯注，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工夫。我突然发觉，这与我读法文拣生字是多么的相似！拣，拣，那一段拣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

　　喜从天降，日本投降了，此后不久，教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我的各门功课考得都较满意，唯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为此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的令我痛心！直到几个月后，留学考试发榜，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

　　我到巴黎了，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头三天，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卢浮宫）、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我醉了！然而我那黄脸的矮小个儿，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受不到人们的尊敬。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但触及自尊，谁不敏感呢？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在街头，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她大概是乡下人，从未见过东方人，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但通过她这面镜子，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说得不如人家流畅，自己很感别扭，心情不舒畅。在国内，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在巴黎，反因为什么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谈话，感到低人一等。留学，留学，留在异邦，学人家的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委屈些吧，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我曾利用假期，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

　　半年，一年，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地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作品中感情的真、假、深、浅是一目了然的，这不是比赛篮球，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那是在三年公费读完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问我，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他说：“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最勤奋，进步很大，我讲的你都吸收了。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我无法教你……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如今改变初衷，突然决定回国，也出乎自己的意外。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异邦看祖国，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不，不是睡狮之醒，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终于恢复健康了。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那时，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向我们讲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我们日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形势发展得很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于是学生会与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起义支援学生了。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也掀起了波涛，回不回国的问题像一块试金石，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三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而且说句私房话，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不，艺术的较量不凭意气，脚不着地的安泰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我不是总感到幽灵似的空虚吗？回去，艺术的事业在祖国，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回去！我已经登上归国的海轮了，突然又后悔了，着急起来，急了一身汗，醒了原是一梦。啊，幸而我还睡在巴黎！过了几个月，还是决定要回去，终于登上海轮了，确实登上了海轮，绝不是梦了，那是1950年夏天。

　　归航途中，游子心情是复杂的，也朦胧，我情不自禁地在速写本的空白处歪歪斜斜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感受，且录一首：

　　我并不总坐在船尾，而更多地憧憬着来日的艺术生涯。河网纵横的家乡，过河总离不开渡船，压弯了背的大伯，脸上有伤疤的大叔，粗手笨脚的大婶，白胡子老公公，多嘴的黄毛丫头……还有阿Q吧，他们往往一起碰到渡船里来了，构成了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想表现，表现我那秀丽家乡的苦难乡亲们，我想表现小篷船里父亲的背影和摇橹的姑爹，我想表现……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马寺译经的故事，我没有取到玄奘那么多经卷，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也是要经过翻译的，否则人民的大多数不理会。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需要靠实践来证明什么是精华或糟粕，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要画出中国人民喜爱的油画来，靠自己的脚去踩出这样一条路。

　　1993年11月，在巴黎塞纽奇博物馆“吴冠中画 展”开幕式上， 吴冠中与朱德群（右一）、赵无 极（右二）、巴黎市第八区区长合影

　　到北京了，我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我多么想将西方学来的东西倾筐似的倒个满地，让比我更年轻的同学们选取。起先，同学们是感兴趣的，多新鲜啊，他们确确实实愿意向我学习。过了一年多，文艺整风了，美术学院首先反对“”，说我是的堡垒，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我不知道，大概是苏联吧！说来惭愧，当我给同学们看过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专集后，他们问有没有列宾的，我不觉一怔，列宾是谁？我不知道。我曾以为自己几乎阅尽世界名作，哪有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画家呢！查法文的美术史，其中提到列宾的只寥寥几行，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到一份《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介绍列宾，这报刊我在巴黎时常看，感到很亲切，便立即买回家读。那是著名的进步诗人阿拉贡写的介绍，文章头一句便说：“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的画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谁。”啊！是这么回事，我几乎要以此来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了！我所介绍的波堤切利、夏凡纳、塞尚、梵高、高更……同学们一无所知，但他们也很想了解。然而有人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并说自然主义只是懒汉，而才是真正的恶棍，对恶棍不只是应打倒的问题，要彻底消灭。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没有人认真研究。什么是，谁也不敢去惹。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后来又离开清华，到艺术学院任教，那已是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了。

　　我被调出美术学院，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我搞不好，硬着头皮搞，心情并不舒畅。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看到有些被认为“美化了工农兵”的作品，却感到很丑。连美与丑都弄不清，甚至颠倒了。据说那是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唯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我真心诚意地下乡下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吃尽苦中苦，争做人中人。劳动，批判，改造；再劳动，再批判，再改造，周而复始地锻炼，直到“”。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不能再表现我触摸过他们体温的乡亲们，无法歌颂屈原的子孙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搜尽奇峰打草稿。”三十个寒暑春秋，我背着沉重的画具踏遍水乡、山村、丛林、雪峰，从东海之角到西藏的边城，从高昌古城到海鸥之岛，住过大车店、渔家院子、工棚、破庙……锻炼成一种生理上的特异功能。当我连续作画一天时，中间可以不吃不喝，很多朋友为我这种工作方式担心，有时中间勉强我吃一个馒头，结果反倒要闹消化不良的毛病。我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处时边走边啃，吃得很舒服。那才是西太后的窝窝头呢。饮食无时学走兽，我特别珍惜这可贵的生活能耐，这是我三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依靠的“后勤部长”啊，如今齿危兮，发斑白，怕我这位忠心耿耿的“后勤部长”亦将退休了！“旅行写生”一词，本不含有什么恶意或贬义，只在“”中被批判为“游山玩水”。但我一向很不喜欢称我的工作为“旅行写生”。我不是反对别人在游山玩水中同时写生，只是我自己从未体验过边旅行边写生的轻松愉快。

　　我本来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间，在部队劳动的那几年中，每天只能往返于稻田与村子间，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但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却使我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我先认为北方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其实并非如此，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又何尝不是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这种纯朴浑厚的色调，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紧张地奔跑哩。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我失去了作画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作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会令我羡慕、妒忌、痛哭吧！没有画笔，我在脑子里默写起风景诗来：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许我们搞点业务，可以画画了。托人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在村子里的小商店，我买到了农村地头用的轻便小黑板，是硬纸压成的，很轻，在上面刷一层胶，就替代了画布。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做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背着到地里写生，倒也方便。同学们笑我是“粪筐画家”，但仿效的人多起来，形成了“粪筐画派”。星期日一天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饭后那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我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我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我天天在瓜地里寻，以为我大概是丢了手表之类的贵重东西，便说：“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那是在“”被粉碎以后了。家里画不开大幅油画，画了也无法存放，我便同时用宣纸作起大幅水墨画来，画后便于卷折存放。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艺术本质是一致的。1979年，我的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油画和水墨画便是我探索的杂交品种。我不否认是艺术中的混血儿。有人爱纯种，说油画要姓油，国画要姓国，他们的理由与爱好，谁也干预不得，但在东西方艺术之间造桥的人却愈来愈多，桥的结构日益坚固，样式也日益新颖，我歌颂造桥派！

　　刘姥姥进大观园，长期与外界隔膜，突然回到三十年前的学习旧地巴黎，在现代艺术的光怪陆离中，有时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不无一枕黄粱之叹！看了非洲的、美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与菲律宾等等的现代艺术，感到欧美现代艺术确是世界化了，面目在雷同起来，颇多似曾相识之感。

　　欧美现代艺术的世界化与民族艺术的现代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其间有一见钟情的相爱，又有脾气不同的别扭。我珍视自己画在粪筐架着的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遗憾的是，世界人民看不到或太少见到我们的作品。三十年前的情景又显现了，又记起了回国不回国的内心尖锐矛盾，恍如昨日，不，还是今日。回国后三十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身实践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作出了估计吗：“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我不自觉地微微摇头回答秉明的提问时，仿佛感到了三十年的长梦初醒。不，是六十年！

　　原标题：《“画中国人喜欢的油画，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 吴冠中诞辰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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