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

“画中国人喜欢的油画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 吴冠中诞辰105年

  吴冠中(1919年8月29日—2010年6月25日),江苏宜兴人,中国现当代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其主要油画作品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等;主要中国画作品有《春雪》《狮子林》《长城》等。

  2024年8月29日是吴冠中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节选了《吴冠中散文》中的作品《望尽天涯路》,他在这篇文章中追忆了当年留学巴黎、艰难困苦的学画生涯。身在异乡为异客,这一段百感交集的求学经历,反而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为日后攀缘艺术高峰埋下伏笔。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院“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弗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也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逝了的三十年岁月。

  出了“大茅屋”,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三十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对坐下,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呢,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刚访问了西非三国,路经巴黎返国。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了,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只秉明,还有法学博士志豪、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他们都各自作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秉明问:“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我微微摇头,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这摇头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1946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跟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饮暴食,一股劲地往里钻。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我渐渐意识到:模仿不是艺术,儿童和鹦鹉才学舌。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当别人画圣诞节时,我想端午节,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搭的是美国邮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开个紧急会,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可美国人说,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他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

  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一桥相通,趁参观人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我一人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转来又转去,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来同我谈艺术解闷吧,便笑脸相迎。他开口了:“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这回却突然开窍了:“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吉美博物馆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

  1982年从巴黎返国后,我又去了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秦俑坑前,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我想号啕痛哭,老伴跟随我,还有那么多观众,我不敢哭。哭什么?哭它太伟大了,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

  对留学的经历,我记忆犹新,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大学的助教,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但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要么早已改行了。留学!这是助教们唯一的前程,夜深沉,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我的老师们大都是留法的,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没有钱,只要能出了国,便去做苦工,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但要混,首先要通法语,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后来我才知道,不通法语混下去的“留学生”也还是有的,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多许多的钱。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对法语学得很马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同时兼听初、中及高级班法文,饿得慌啊!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跟他补习法文;又经人介绍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只要他约定了时间,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精力还有剩余,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第一本读的是《茶花女》,其后是《莫泊桑小说选》《包法利夫人》《可怜的人们》……书读了高高一堆了,每读一页,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得乌黑乌黑的字典。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稗子、碎石子,人称百宝饭,吃饭时边吃边拣,全神贯注,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工夫。我突然发觉,这与我读法文拣生字是多么的相似!拣,拣,那一段拣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

  喜从天降,日本投降了,此后不久,教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我的各门功课考得都较满意,唯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为此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的令我痛心!直到几个月后,留学考试发榜,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

  我到巴黎了,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头三天,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卢浮宫)、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我醉了!然而我那黄脸的矮小个儿,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受不到人们的尊敬。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但触及自尊,谁不敏感呢?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在街头,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她大概是乡下人,从未见过东方人,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但通过她这面镜子,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说得不如人家流畅,自己很感别扭,心情不舒畅。在国内,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在巴黎,反因为什么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谈话,感到低人一等。留学,留学,留在异邦,学人家的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委屈些吧,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我曾利用假期,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

  半年,一年,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地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作品中感情的真、假、深、浅是一目了然的,这不是比赛篮球,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那是在三年公费读完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问我,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他说:“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最勤奋,进步很大,我讲的你都吸收了。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我无法教你……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如今改变初衷,突然决定回国,也出乎自己的意外。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异邦看祖国,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不,不是睡狮之醒,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终于恢复健康了。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那时,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向我们讲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我们日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形势发展得很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于是学生会与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起义支援学生了。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也掀起了波涛,回不回国的问题像一块试金石,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三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而且说句私房话,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不,艺术的较量不凭意气,脚不着地的安泰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我不是总感到幽灵似的空虚吗?回去,艺术的事业在祖国,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回去!我已经登上归国的海轮了,突然又后悔了,着急起来,急了一身汗,醒了原是一梦。啊,幸而我还睡在巴黎!过了几个月,还是决定要回去,终于登上海轮了,确实登上了海轮,绝不是梦了,那是1950年夏天。

  归航途中,游子心情是复杂的,也朦胧,我情不自禁地在速写本的空白处歪歪斜斜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感受,且录一首:

  我并不总坐在船尾,而更多地憧憬着来日的艺术生涯。河网纵横的家乡,过河总离不开渡船,压弯了背的大伯,脸上有伤疤的大叔,粗手笨脚的大婶,白胡子老公公,多嘴的黄毛丫头……还有阿Q吧,他们往往一起碰到渡船里来了,构成了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想表现,表现我那秀丽家乡的苦难乡亲们,我想表现小篷船里父亲的背影和摇橹的姑爹,我想表现……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马寺译经的故事,我没有取到玄奘那么多经卷,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也是要经过翻译的,否则人民的大多数不理会。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需要靠实践来证明什么是精华或糟粕,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要画出中国人民喜爱的油画来,靠自己的脚去踩出这样一条路。

  1993年11月,在巴黎塞纽奇博物馆“吴冠中画 展”开幕式上, 吴冠中与朱德群(右一)、赵无 极(右二)、巴黎市第八区区长合影

  到北京了,我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我多么想将西方学来的东西倾筐似的倒个满地,让比我更年轻的同学们选取。起先,同学们是感兴趣的,多新鲜啊,他们确确实实愿意向我学习。过了一年多,文艺整风了,美术学院首先反对“”,说我是的堡垒,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我不知道,大概是苏联吧!说来惭愧,当我给同学们看过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专集后,他们问有没有列宾的,我不觉一怔,列宾是谁?我不知道。我曾以为自己几乎阅尽世界名作,哪有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画家呢!查法文的美术史,其中提到列宾的只寥寥几行,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到一份《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介绍列宾,这报刊我在巴黎时常看,感到很亲切,便立即买回家读。那是著名的进步诗人阿拉贡写的介绍,文章头一句便说:“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的画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谁。”啊!是这么回事,我几乎要以此来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了!我所介绍的波堤切利、夏凡纳、塞尚、梵高、高更……同学们一无所知,但他们也很想了解。然而有人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并说自然主义只是懒汉,而才是真正的恶棍,对恶棍不只是应打倒的问题,要彻底消灭。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没有人认真研究。什么是,谁也不敢去惹。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后来又离开清华,到艺术学院任教,那已是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了。

  我被调出美术学院,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我搞不好,硬着头皮搞,心情并不舒畅。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看到有些被认为“美化了工农兵”的作品,却感到很丑。连美与丑都弄不清,甚至颠倒了。据说那是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唯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我真心诚意地下乡下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吃尽苦中苦,争做人中人。劳动,批判,改造;再劳动,再批判,再改造,周而复始地锻炼,直到“”。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不能再表现我触摸过他们体温的乡亲们,无法歌颂屈原的子孙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搜尽奇峰打草稿。”三十个寒暑春秋,我背着沉重的画具踏遍水乡、山村、丛林、雪峰,从东海之角到西藏的边城,从高昌古城到海鸥之岛,住过大车店、渔家院子、工棚、破庙……锻炼成一种生理上的特异功能。当我连续作画一天时,中间可以不吃不喝,很多朋友为我这种工作方式担心,有时中间勉强我吃一个馒头,结果反倒要闹消化不良的毛病。我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处时边走边啃,吃得很舒服。那才是西太后的窝窝头呢。饮食无时学走兽,我特别珍惜这可贵的生活能耐,这是我三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依靠的“后勤部长”啊,如今齿危兮,发斑白,怕我这位忠心耿耿的“后勤部长”亦将退休了!“旅行写生”一词,本不含有什么恶意或贬义,只在“”中被批判为“游山玩水”。但我一向很不喜欢称我的工作为“旅行写生”。我不是反对别人在游山玩水中同时写生,只是我自己从未体验过边旅行边写生的轻松愉快。

  我本来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间,在部队劳动的那几年中,每天只能往返于稻田与村子间,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但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却使我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我先认为北方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其实并非如此,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又何尝不是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这种纯朴浑厚的色调,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紧张地奔跑哩。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我失去了作画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作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会令我羡慕、妒忌、痛哭吧!没有画笔,我在脑子里默写起风景诗来: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许我们搞点业务,可以画画了。托人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在村子里的小商店,我买到了农村地头用的轻便小黑板,是硬纸压成的,很轻,在上面刷一层胶,就替代了画布。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做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背着到地里写生,倒也方便。同学们笑我是“粪筐画家”,但仿效的人多起来,形成了“粪筐画派”。星期日一天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饭后那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我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我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我天天在瓜地里寻,以为我大概是丢了手表之类的贵重东西,便说:“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那是在“”被粉碎以后了。家里画不开大幅油画,画了也无法存放,我便同时用宣纸作起大幅水墨画来,画后便于卷折存放。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艺术本质是一致的。1979年,我的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油画和水墨画便是我探索的杂交品种。我不否认是艺术中的混血儿。有人爱纯种,说油画要姓油,国画要姓国,他们的理由与爱好,谁也干预不得,但在东西方艺术之间造桥的人却愈来愈多,桥的结构日益坚固,样式也日益新颖,我歌颂造桥派!

  刘姥姥进大观园,长期与外界隔膜,突然回到三十年前的学习旧地巴黎,在现代艺术的光怪陆离中,有时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不无一枕黄粱之叹!看了非洲的、美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与菲律宾等等的现代艺术,感到欧美现代艺术确是世界化了,面目在雷同起来,颇多似曾相识之感。

  欧美现代艺术的世界化与民族艺术的现代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其间有一见钟情的相爱,又有脾气不同的别扭。我珍视自己画在粪筐架着的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遗憾的是,世界人民看不到或太少见到我们的作品。三十年前的情景又显现了,又记起了回国不回国的内心尖锐矛盾,恍如昨日,不,还是今日。回国后三十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身实践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作出了估计吗:“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我不自觉地微微摇头回答秉明的提问时,仿佛感到了三十年的长梦初醒。不,是六十年!

  原标题:《“画中国人喜欢的油画,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 吴冠中诞辰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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