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任命公告》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夹杂在200多个学生干部岗位、姓名中的，还有“正部长级”“副部长级”字样。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压力，中山大学学生会立即删除了这则“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并表示“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对此深表歉意”。一时间学生干部群体再次被置于舆论场的中央。

　　校园，官场，本不搭界的两个圈子何时纠结在了一起？当围观者渐渐散去之时，记者对大学学生干部这一群体展开了调查。

　　这几天，面对这些负面新闻，刚踏出中山大学校门的韦墨（化名）倒为母校“感到委屈”。他曾是该校某学院学生会主席，作为“局内人”，他试图向记者解释，这次“干部任命公告”背后的逻辑。

　　目前，中山大学现有本科生33000余人，校学生会干部人数总计210人，由三校区五校园不同院系的同学组成，“学校大，校区多，管理难度很大”。“部长级”的标示，可能是为了对跨校区机构岗位和校区内部的部门岗位进行对比和说明，便于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学校、学院的考评。

　　韦墨承认，“比起其他学校的学生会，中大学生会还是为大家做了不少实事”。比如，中大学生会一直在悉心打造一个名为“十大提案”的活动，任何团队可就某项有关校园生活的提案进行调研。按照中大学生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活动年均报名队伍高达280支，问卷总数超过20000份，提案跟进率接近100%,基本落实率高达40%韦墨说，“关系学生生活的问题，几乎都能通过这个渠道反映和解决”，中山大学东校园篮球场的照明设施得到改善，校园APP开始启用，还有学生提交了“关于中山大学师风师德规范细则的建议”的提案。

　　中大学生干部的成绩，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本账。但是，韦墨表示，“在看似不错的成绩背后，却隐藏着学生干部官僚化等问题，而苗头从学生会选举就开始了”。

　　按照中山大学学生会选举规定，校学生会的主席、常委等干部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告诉记者，近几年，学生代表都能收到内容为“建议名单”的短信，希望大家“支持与配合”，投票给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候选人，范围涉及中山大学四校区大主席一职。韦墨向记者展示的材料显示，2016年“建议名单”涉及6位同学，2015年“建议名单”共涉及10位同学，还包括大主席“建议人选”。十分常见的拉票行为让韦墨感觉“学生会正在异化”。

　　可能没人会注意到，早在2008年中山大学首开高校直选学生会主席之先河。当年，全校33123名本科生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校学生会主席。十年间，就连这样一个曾引领风气的学生团体，也没有逃脱被指“官僚化”的命运。

　　无独有偶，2016年，一份江南大学公布的学生会储备干部名单，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此份文件，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发文程序均参照政府“”，一板一眼有模有样，让很多人在惊叹高校学生会已经如此程序化、规范化的同时，也不免感叹“学生会就是小官场”。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干部“官僚化”，并未仅仅停留在一纸任命书上。有学校还概括出“主席端架子，部长叉着腰，干事跑断腿”的顺口溜，有些学生干部“领导”只发令不干事，所配的助理不仅要处理各种杂事，有时还要为学生“领导”写各类发言稿。

　　武汉大学学生杜什悦曾经偶遇学生会同学，因没有称呼其“副部长”而仅喊了一声“学姐”，就被扣了“目中无人”的帽子，被所在“部门领导”训斥，这让刚进入学生会的她“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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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某师范学校新闻专业的刘怡然在奖学金评选中“败下阵来”，她把原因归结于学生干部的加分制度，“按照成绩我可以拿到三等奖学金，但是一加分，这些学生干部就都排在前面了”。可能只有一两分的差别，却能拉开差距，这让学生干部在三好学生、奖学金等荣誉的评比中，有了更高的台阶。

　　正是有了学生干部身份，相比其他同学而言，北京某高校的陈雨本科毕业时更加容易地选择了“曲线保研”，去西部高校支教一年，再被保送至本校读研。记者发现，最后，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几乎没有不挂着“官衔”的。

　　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在学生会能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同样可以更早、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和老师们建立更好的关系，还能享受额外机会，获得“实惠”。校园“官场”的背后是利益奖学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来的实惠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会想尽办法跻身学生干部队伍，并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学生干部的示范作用应该体现出相当程度的“利他精神”而不是“利己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表示，今天的学生干部很可能成为明天的社会中坚，他们在“利他”和“利己”方面的取舍，将会影响到未来社会的价值偏向。

　　如今，学生干部不再是能力突出、成绩优异、服务同学的代名词，在一些人眼里，它甚至代表着完全相反的含义。某传媒行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公开内部招聘规则：面试时，直接淘汰学生干部，理由是：学生干部大都奉行“幼稚官僚主义”，“过分注重人情世故而忽略学习”。

　　目前，各大高校学生会组织的机构设置、管理体系、运行规则都是模仿社会组织。一般情况下，学生会干部由学生代表选举产生，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某高校学生高志兴在学生会竞选时获得了最高票，但是，在团委老师的“影响下”，只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记者发现，各个高校学生会选举并未形成一套完整机制，一定程度上，团委老师和辅导员们掌握了学生干部的“任免权”。

　　2017年初，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提出，学生会组织脱离学生、学生干部产生机制不规范、作风建设问题突出。

　　最近，为了举办一个电影节活动，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会干部刘米（化名）忙得不可开交，“虽说活动是团委指导举行，但是团委老师从来没给活动提供过支持，连策划案都没看过，场地审批也一拖再拖”。

　　刘米告诉记者，“一些团委老师不考虑工作实际，只担心能不能给上头交差”。最后，举办的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沦为学生干部“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而这些老师“还会像模像样地莅临指导”。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会的日常工作一般由团委书记和辅导员传达给学生干部执行。而他们评价学生干部的工作好坏，往往是根据其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工作是否听话等因素做判断。在学生干部的饭局上，自然也少不了辅导员和团委老师的身影。相比做服务同学的工作，在部分学生干部看来，陪酒挡酒、溜须拍马和经营权力，按照辅导员和团委老师们的眼神行事，显得更为重要。刘米反问道：“现在，学生干部只对上向这些老师负责，却不对同学负责。有样学样，谁来保证学生干部的质量？”

　　此前，某大学团委副书记张超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坦言，对于直接与学生干部打交道的团委老师，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级别”的行政官员的定位更加准确，他们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

　　按照规定，高校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群众性组织，是学校联系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官僚化”气质与其定位和宗旨明显“格格不入”。那么，该如何减少学生干部的官气？

　　多年来，高校学生干部选拔由于形式单一、未形成有效体系，且人为干预非常明显，使庄重的选举流于形式。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坦言，要建立起学生干部民主选举程序，让全体学生参与选拔过程，尊重全体学生的选择，从源头上防止学生干部“官僚化”。

　　而在学生会的日常运行中，同样严重缺乏对学生干部的监督和评价，学生干部的退出机制更是完全被忽视。洪成文建议，要凸显“服务意识”和“程序公平”，建立相应的激励办法、考核监督和退出机制，保证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和先进性，杜绝官僚之风。

　　“除去功利化诉求，才能使担任学生干部的目的更加纯粹。”河南某大学团委书记柳智（化名）告诉记者，应让学生会回归到服务学生的自治组织本位上来，弱化学生会干部的福利待遇，取消评优评先、保研、入党、选调生招考等优先权，终结学生会的“官僚化”趋势。据了解，该校从5年前已经将学生干部与加分脱钩，“官僚化”倾向得到了一定扭转。

　　这次，学生干部“官僚化”再次引发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甚至是大学精神的关注。有评论认为，大学学生会的这种问题，是大学行政化在学生群体中的表现。

　　洪成文分析，“官僚化”又称“科层化”，指正规组织日益具备官僚制机构的特征的过程。因为官僚制具有分工明确、权利清晰等特点，在军事、行政机构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个科层特色浓厚的大学，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新和批判精神方面具有优势，事实上反而会导致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围绕重心的偏离。“没有哪一所大学是凭借官僚化运行，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洪成文说，“认清高校的组织特殊性，行政化必须得到迫切解决”。

　　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大学校园里的问题几乎与社会顽疾一一对应，不能苛求大学绝缘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之下。但是，每当提出要解决出现在大学校园中的问题时，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回答“社会就是这个样”。在罗志敏看来，如果一直陷入这个“错误逻辑的怪圈里”，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还会自我麻痹，“大学的意义在于重塑理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甚至是引领社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