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业季，在武汉大学应届毕业生小余递出的简历上，“担任学生会秘书长”的经历用黑体进行了特别标注。

　　他们是“找工作”大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学生干部”，作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这一特殊身份大都会突出强调，因为在同学们的眼中，这是能够吸引用人单位目光的重要“筹码”。事如人愿，小余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

　　以往，“学生干部”是服务、牺牲、奉献、勇挑重担、勇于吃苦的代名词；而如今，他们也服务，也奉献，但同时，学校里让同学们眼热的某些“好事”也似乎总是与他们相伴。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贴上了“官僚”“利己”的标签。

　　校园，官场？本不搭界的两个圈子何时纠结在了一起？矛盾的形象，哪一个更接近现实的真实？

　　长沙某高校大二学生曹子珂刚上大学时，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加入了学生会纪律部。那时的他，为跻身“学生干部圈”欢欣鼓舞。

　　在座的纪律部成员轮番给坐在主位上的部长敬酒，从来没喝过白酒的曹子珂也被迫喝了三小杯。一个细节让他感到诧异：部长要点烟时，身边的副部长连忙掏出打火机，部长发现这是个名牌货，不经意地夸赞了几句。饭后，副部长把火机塞给了部长，部长毫不犹豫收下了。最后，这桌饭由四个大一新生埋单。

　　尽管尚未真正踏入社会，“离社会太近”却是学生会留给曹子珂的印象。他告诉记者，平日交往的过程中，“部长”的称呼绝对不能省，“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不够懂事”。而事实上，这些部长、副部长只是学长、学姐。

　　对于某些学生干部来说，实惠远非区区一个“打火机”这般简单。“官场”的背后是利益——奖学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来的实惠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也正是诸如此类的“实惠”，某些学生干部成为校园中带着“标签”的人，圈子就这样形成了。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会想尽办法跻身学生干部队伍，并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于是，成绩并不优秀的人可以通过担任学生干部获得加分得到奖学金，江苏一所211高校某学院学生会主席马博告诉记者，他曾发现，有人为了加分，借用学生会的名义给自己发奖。当然，通过担任学生干部还能为保研增加“筹码”。刘笑曾是北京某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大三时，担任了学院里分团委副书记，也就是“学院里官最大的学生干部”。该学院组织参加校级辩论赛、合唱比赛分获第一名、第二名。学期末，在上报综合测评中时，刘笑就把自己列为“活动组织者”，一共加了80分（该院社会实践加分不得超过200分）。而实际上，她从未参与这些活动。借助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以及加分，她综合测评总分位居班级第二名，最后被顺利保研至北京一所985高校。

　　学生们看重的加分都有“明文规定”。据记者的调查，当下，许多高校将担任学生干部纳入奖学金评定加分因素，以担任班级、学院、学校不同级别的学生干部给予不等的分数奖励，被列入“社会实践加分”中。例如，2012年修订的武汉大学一学院的奖学金评定细则规定，担任院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加5分，相当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而担任校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则加8~10分。

　　但是，在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张超看来，加分规定的出现可能会造成学生干部“动机转移”，原本服务同学的出发点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除去功利化诉求，才能使担任学生干部的目的更加纯粹”。

　　清华大学是没有对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给予任何奖学金和保研加分的学校。“在紫荆操场办草坪音乐节，让全校同学一起看世界杯，完成向常设代表的财务公开……”刚刚卸任清华大学第四十届学生会主席的宋云天，兑现了他在竞选时的承诺。竞选时，诸位竞争者一一列出自己的“施政”目标。直接选举、公开唱票，最后按照票数高低决定大家的职务。宋云天更愿意大家把自己和“小伙伴们”称作“学生骨干”。在他看来，担任学生干部不仅没能给自己“加分”，还可能“减分”。老师们对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提出了质疑，而同样在高校任教的父亲因为担心他“沾染上官场习气”，也并不支持他。而两年过去了，他不仅完成了学生会的工作，还因为成绩优秀而保送硕博连读的研究生。

　　清华大学学生会成员约500人。张超说宋云天没有“领导”的样子：商量策划案到深夜，他和主席团成员一定是最后离开；办完活动还会自己掏钱“犒劳”大家。“在这里不存在层级，只是分工不同”，张超认为，“学生会里小官僚少了，办实事多了”，正是源于这种“示范作用”。

　　在清华大学学生会权益部的公众微信号上，“食堂羊肉涨价是否可以接受”“校园公路减速带为什么没有间隔”“学校能否每日供应新鲜牛奶”的调查曾先后出现。同学们反映的问题的结果，会在学生干部们“调研”之后被反馈到学校。宋云天认为，“要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与大家的生活紧密相关，真正代表同学发言”。

　　学生干部的自我定位，决定着他们的工作方向，更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自身形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大学是人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程度较快的阶段。某些学生干部“官僚化倾向”是浮躁、逐利的社会风气在校园中的反映，“不能苛求大学校园独立于社会之外，客观上也难以做到”。竹立家甚至说，大学教育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必不可少，但是，不让学生了解现实社会的问题，等到走进社会时措手不及，“同样是教育的失败”。

　　但竹立家不无担忧地表示，某些带有“官僚”气息的学生干部如果真正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后备力量，原本就具有利己意识的他们因为掌握更多资源，必将对社会造成更大影响。竹立家提醒，“任何前提下，学生干部始终是一个学生，需要从学校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

　　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黄德宽反对将学生干部贴上“官僚化”的标签，但是，他确实认为有“学生干部脱离学生”的趋势。他曾想通过学生干部了解学生想法，却得不到真实的情况。在他看来，一些学生干部出现的问题根源不在学生，而在于高校行政化的体制。团委老师和辅导员以行政命令方式开展工作，举办的活动缺乏“群众基础”，一些活动成为学生干部的“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要避免把他们纳入学校行政的管理体系当中，增强学生干部工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张超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对于直接与学生干部打交道的团委老师，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级别”的行政官员的定位更加准确，他们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记者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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