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还是离开？”去年7月，国家“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出台，教培机构的学科类老师们几乎都要面临这个选择，这亦成为当前两会期间多方关注的焦点。

　　国内课外培训教辅人员约有1000万人，这是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软件学院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校长迟云平在其提案中提到的数据。他指出，“双减”在重塑教育行业发展格局的同时，大量课外辅导从业人员存在再就业的实际问题。

　　“看到巴士站撤掉了教育广告，听说很多教培机构关了店，感觉不能再待在机构了。”陈雅林给这道选择题填上她的答案，出走机构、走向学校怀抱；可乐选择留在机构里，从语文老师转为素质写字课老师，“作为这场阵痛的承受者”，逐渐适应、转变。

　　正如广东省政协委员、民建汕头市委会主委、汕头市人大副主任刘辉在其提案中所说：“在这一背景下，仍然十分有必须总结‘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持续优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新生态格局。”

　　抉择、转型，是“双减”近半年来学科类老师们面对的重大议题；政府有为、做好引导，亦是当前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的聚焦点。如何有序引导教培机构及其老师稳定过渡、转型并“葆有这份教育情怀”，令人拭目以待。

　　机构裁员减薪，同事陆续离职转型……在汹涌浪潮下，教培机构的学科类老师们必须直面职业选择：转身离开，还是坚持留下。

　　2021年7月，大学毕业刚满一年的陈雅林选择了前者，递交辞职信再出发。自大一在教培机构兼职起，大学期间她辗转于多家机构，毕业后义无反顾又顺理成章地投身了这片工作领域。备课、小班教学、出题、派传单……毕业第一年，陈雅林独自在广州租房生活，工作繁重、工资不高，充满职场新人闯荡的热情。

　　“看到巴士站撤掉了教育广告，听说很多教培机构关了店，感觉不能再待在机构了。”当工作与生活正在满满当当地前行时，“双减”下的教培行业陡然震荡，陈雅林快速转弯——前往公办学校当临聘老师。

　　日前，广东省教育厅举行“双减”工作新闻通气会，介绍当前广东省“双减”工作取得的成效和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南都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做好机构从业人员就业帮扶工作，广东省教育厅加强岗位储备，积极组织开展招聘对接活动；其中广州就专门举行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专场就业招聘会，提供3万多个再就业岗位。

　　去年8月，同在广州教培机构工作的可乐刚结束暑假班的课程，身边已有一些同事离职，他也不由心生疑虑：教培行业真的无法生存了吗？为此，他做好两手准备，继续在机构教语文的同时，也去几所私立学校碰碰运气。“后来我觉得，教培行业有点被误解了，其实这个行业不是没有出路。”几经碰壁，自称“恋旧”的他下决心留在机构内部转型。2021年国庆节后，他正式转向非学科类教育，担任素质写字课老师。

　　事实上，“双减”落地后，不少曾经专注k12的教培机构也逐渐将更多目光转至非学科类教育。去年暑假期间，在少儿编程领域深耕5年的罗智，从一编程机构跳入广州某大型教培机构，担任团队负责人；短短半年间，其团队已从寥寥几人发展至20余人。“在我的团队里，现在有20%-30%的老师，就是从学科类转型过来的。”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开课以来，报班人数节节攀升；接下来团队也计划再扩充至四五十人，这其中也会吸纳更多从学科类转型过来的人才。

　　离开的人在转型，尝试重新融入新工作；留下的人也在转型，重塑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教培行业这片汹涌海域，依旧有人任浪潮拍打而不动摇。“不知道这艘船什么时候会沉，也不知道这艘船以后会往哪个地方去，就且等等看吧。”广州某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王素娜叹了口气，回想起“双减”近半年来与其一同坚守的人已所剩无几，她依然坚持在这行继续待下去。

　　“不清楚离职后能做什么，现阶段提离职有点不太明智。”王素娜如是说道：“船到桥头自然直。”

　　“双减”之下，有的人幸运地被浪花推着往前，以最快速度到达彼岸；有的人被浪花重重拍下，倍感疼痛。对于教培机构老师而言，转型之路是场漫长的拉锯战，往往与阵痛相伴。

　　“不知道要面对什么，那段时间挺煎熬的。”去年八月底，陈雅林正式开始公办学校的入职培训，这是她转换职业身份的起点，也开始进入“整个人都处于混乱的时期”。与在机构教学不同，校内班级的学生人数较多，日常教学已压力重重，同时还要处理琐碎班务、调和学生矛盾，这些都让身为班主任的她感到焦头烂额。

　　出走机构、入职学校，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教学教研、作业管理、课后托管，这些深受关注的“双减”议题，也都加码在了这名“90后”新手老师身上。在学校工作的前两三个月内，小到如何在家长群发通知，大到如何教书育人，都需要她不断磨炼，“压力大到哭过好多次”。

　　从学科类转型为非学科类，罗智也有类似困境与遭遇。“编程涉及的课程多，老师需接触不同的编程平台和产品，一时间要学习这么多内容，比较困难、吃力。”在罗智看来，从学科类老师转型为编程老师并非易事，需要经历1-2个月的封闭式“魔鬼训练”，且培训具有阶段性和持续性，需要不断培训和学习。

　　“尊龙凯时官方入口转型，一个是看能力，一个是看意愿。这两者一定是意愿优先的。”刘俊杰已在书法领域从业13年，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后，他也跳槽至罗智如今所在的培训机构。他就提到，在组建教学团队过程中，20余名机构内部的学科类老师参与面试，最终只有1位英语老师脱颖而出。撰写逐字稿、录制视频、自行对着镜子“磨课”……这位老师需要接受严格的培训，将教学内容熟记于心，再跟随专业老师进行几轮“磨课”，还要参与连续八天的集中训练。而这并非短期过程，而是一种长期训练。即使是此前有过机构培训经历的人，从学科类课程转换素质类赛道，也并不能完全轻松驾驭。

　　有阵痛，也会有松快的时刻。每当听闻有学生回家和爸爸妈妈说“英语课好有趣”时，陈雅林都倍感快乐。“班上有个男孩，上课总爱调皮捣蛋。我和他多次耐心沟通后，他的学习热情逐渐提高，进步飞快。”她表示，这名学生后来主动承担班务，这让她逐渐有了成就感。

　　“我觉得‘双减’的趋势会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一阵痛的承受者，要更好地适应、转变。”可乐的这一番话，便是对机构学科类老师转型的正能量总结。

　　看着同事纷纷辞职、另谋出路，一批批老师的转型在身边悄然完成，明确选择“不变”的王素娜也曾“有过好几次想原地辞职”。由于工作不够稳定，工作量也较繁重，她也曾纠结过是否要转型。然而，“没有确定往哪边走就不动”的她，至今还未动。“前阵子领导问过说要不要继续待下去，我想了一下，还是蛮喜欢干这行的，能干就继续干下去吧，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机会跳到学校当老师。”

　　转眼，“双减”已过近半年。当职业转型的风浪逐渐平息，摆在这些老师面前的，是如何走好接下来的路。

　　“自己肯定要努力，如果你自己都不努力的话，怎么去转变？”可乐认为，从学科培训到素质教育的跨界，是对老师个人的考验。但即便教培行业受“双减”影响较大，他也从没想过离开教育行业。他斩钉截铁地说：“无论我将来会不会继续在教培机构工作，我都不会离开教育行业。”

　　当记者问及“选择进入这行的原因”，受访的几位机构老师们均有着类似的回答，都怀抱着“教育情怀”。“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积累就会越多。”罗智明确表示，自己当年转入少儿编程领域，便不打算再跳出去。他非常看好素质教育的发展前景，相信在当前的大势所趋之下，非学科类教培的发展定会更好。

　　对此，刘俊杰亦感同身受。他感觉目前家长对书法的重视越来越明显，未来他仍会“顺应变化，给家长交付他们需要的东西”。他建议，如果老师选择从学科类教育转换到素质教育赛道，务必要选定一个方向，把专业技能补全，把自己的教学技能发挥出来。

　　当然，转型并非仅仅是个人之事。作为从业人员，转型后的可乐感受到素质课程招生并不理想，他也希望政府能关注机构和老师的素质教育转型，比如牵线搭桥，让学校在开设相应素质课程的同时，引进机构老师入校授课。陈雅林也表示，学校的课后托管工作也可以引进机构老师参与，一方面可以减轻学校老师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机构老师转型。

　　“政府引导机构转型和发展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我最近也留意到学界有很多呼声，尤其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的再就业问题。”当前正值广东两会期间，广东民建会员、副教授张雯闻希望政府持续调整其举措，关注机构的学科类老师再就业难题。

　　南都记者发现，无论是广东省两会还是广州市两会，都将有代表和委员关注到机构和老师的生存与良性发展的问题。今年省两会上，刘辉就带来提案《关于持续优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有序有效校外培训市场的建议》。其中提到，建议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离职的保障预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人员解散、分流提供兜底的民生措施和解决方案，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接教师资源，保障校外培训机构员工的权益。同时，适当放宽公立学校的公招社招条件，适度放宽学历和年龄的要求，积极吸纳有优秀教学经验和教育情怀的资深教培机构教师进入公立系统任教。

　　迟云平今年也将针对课外辅导从业人才再就业问题进行提案。他在提案中建议，做好教培行业改革过渡期的规范引领工作。注重对教培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保护，为劳动权益受损的从业人员投诉举报开通绿色渠道；人社部门面向需要转岗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人员，有针对性地储备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等就业岗位，并在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号开辟专门的教培行业人才专区，集中提供政策解读、企业招聘、职业指导等服务内容。

　　“我感觉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虽然不知道自己之后会怎样，但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有这份教育情怀。”陈雅林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