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社记者/李红婷）“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600多年前，明朝的修书人将千古智慧与无数典籍熔铸成了一部“万书之书”——《永乐大典》；600年后，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广西巡展在绿城南宁掀起了一阵赏古读典的热潮，智能电子屏与古书结合、以电子游戏呈现古画等新科技方式更使昔日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闻异见、诗文词曲走近大众，透过留存下来的一页纸、一卷书，寻常百姓得以与古圣先贤对话，探寻过往的时光。

　　近些年，得益于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发展，中国古代善本、字画、碑帖、档案等文物残卷纷纷“回春”。在2023年6月19日于广西南宁市举办的第18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以下简称文化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古籍修复与保护”之议题展开对话，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知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赋能古老典籍的“重生”，也探见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古籍保护合作领域正面临新的课题。

　　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广西巡展在绿城南宁掀起了一阵赏古读典的热潮 韦璎玲/摄

　　配纸染纸、分解书籍、补托书页、填补虫眼，或坐或站、或贴或刻、或裁或粘......这是古籍修复师们的工作日常，虽是日常，但对普通人来说却不寻常。在本届文化论坛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回溯了中国近些年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历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姚伯岳等专家学者则从对古籍保护的认识、教学科研等方面，共同为人们揭开了这项神秘工作的“面纱”。

　　在2000年之前，中国古籍保护工作主要体现在古籍存藏单位储藏或“换皮订线”等简单修复工作上，由于缺乏先进理念的科学指导、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古籍保护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足够的重视。2002年，中国国家财政部给中国国家图书馆拨放专款用于新建敦煌遗书特藏库，由此拉开了中国改善古籍存藏条件、加强古籍保护的新篇章。

　　但改善存藏条件只是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方面，古籍藏量究竟有多少？存藏状况如何？破损有多少、分别到什么程度？有多少能完成修复工作的人？这些问题仍然是摆在中国古籍保护面前较难逾越的“鸿沟”。因此，开展古籍普查，摸清“家底”便成为了此时的首要任务。

　　“2006年，中国文化部委托中国国家图书馆做了调研，调研的结果是古籍底数估算为3000万册件，其中有1/3属于破损状态，破损程度不一，但是修复人员的数量却不足百人，因此古籍的保护状态并不理想。”陈红彦介绍道。在完成了调研等前期准备工作后，2007年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颁布，“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第18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与会嘉宾正在对“古籍修复与保护”议题发表演讲 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组委会供图

　　经过16年的努力，目前，中国汉文古籍存藏“家底”基本摸清，超过2000 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云南省迪庆州图书馆藏“纳格拉洞藏经”等超过385万叶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修复；一大批被列入中国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面世；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等的建立与完善，更使古籍保护工作得以“后继有人”。

　　如今，古籍修复已成为一场场非遗传习和科研探索的结合，进入了传承、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修复古籍是个复杂的工程，不仅仅是修书人粘补经纬丝的“手艺活”，还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现阶段，科技创新更是成为了古籍保护的新助力。

　　“最少干预”“整旧如旧”“可逆性”是古籍修复的重要原则，古籍修补的材料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书，还要保证将来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修复材料时可以随时更换。从前，人们只能尽量去寻找接近的纸张材料，修补难度大。而现在，技术人员通过用现代设备分析检测古籍残片的纤维材料，在进行相关深入研究后，采用人工种草造纸、织机织就的方式便能做出与珍贵古籍文献匹配的纸张。“科技助力，让我们的修复师有了辅助手段，例如高清摄影修复台，把正面的状态投到前面的屏幕上，修复师多了一双眼睛，在修复的规范和精细化程度上有了提升。”陈红彦表示。

　　科技手段也有效地解决了古籍脱酸、去除氧化斑等问题，助力古籍保护工作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此外，随着古籍高清摄影、古籍修复用纸自行抄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远程检测书库等领域多项技术取得进展，古籍修复的过程变得更安全、更科学、更规范，也更有效率。

　　《永乐大典》广西巡展上，智能电子屏与《永乐大典》结合，参展观众能与古籍互动 韦璎玲/摄

　　此外，古籍要修、要藏、也要用。珍贵文物通过修复“活”下来后，更要“传”下去，技术的发展使海量古籍的知识体系能够被整合、留存，更便于研究，对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均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数字化、出版、展览、影视、文创甚至游戏的方式，在藏书阁中的“沉睡”古籍古书被“唤醒”，走入大众的生活，可视、可听、可感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古籍文化，参与古籍保护和传承的队伍也因此得以扩大。

　　目前，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古籍“活化”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佳绩，但世界古书浩如烟海，中华古籍卷轶浩繁，要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工作，还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合作”因此成为了本届文化论坛议题下的关键词。

　　据姚伯岳教授介绍，在古籍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由于欧美图书馆古籍保护的人才同样稀缺，相关的整理和研究不多，又有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因此目前中国多与欧美国家合作。

　　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古籍存量可观，中国—东盟的古籍保护合作同样大有可为。缅甸国家图书馆馆长高提埃说道：“缅甸国家图书馆有丰富的珍贵古代缅甸手稿，这些书被视为圣物，一些手稿还包括了医学、数学技术、历史文献等，大多数至少有一百年历史，有一些有两百年历史。缅甸国家图书馆曾经参与记录全国各地的手稿，文化部门旨在将丰富的珍贵棕榈叶手稿和折页书作为国家文学宝藏加以保存。”

　　“今天的论坛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从文化圈看，东盟一定有中国古籍的收藏，各个馆要做的工作可能很多，在人才培养方面肯定需要我们的合作，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海外古籍保护研究专业委员会也可以将眼光放在东盟国家。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9部越南古籍，中山大学也收藏了7部越南古籍，东盟各国包括越南、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国一定会有中国古籍的收藏，假如东盟国家需要古籍保护协会的支持，需要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合作，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也愿意开展这方面的合作。”姚伯岳教授表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苗庆旺也向东盟国家热情地发出了合作邀请：“我们期待与东盟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古籍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深入挖掘古籍深厚文化内涵，积极开展各类跨国特色文献主题交流展览活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共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构建古籍文献共享数据库，实现线上远程察看、全文检索、分享尊龙凯时人生就博官网登录导出，为各国人民阅览古籍提供更多便利，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既往人类思想和文明的见证，古籍文献既是民族智慧的源泉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对话古今，相信在未来，科技创新、国际合作都将为古籍保护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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