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民: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探析

  十八大贯穿始终的一个灵魂,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群众工作蕴含于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党的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党的群众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实现党的目标,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党如果能够一如既往地在各阶层群众中得到广泛地拥护,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做群众工作,首先要搞清楚“群众”到底指谁?换言之,你给谁做工作?群众,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那时的群众指的是工农群众,而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属于被打倒之列。抗战时期,无论你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时的土地政策就从打土豪分田地演变为了“二五减租”。解放战争时期,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土地制度随即进行了一场根本性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到了建国之初,提出了“国民”概念,即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没有改造成为新人之前,不是人民,而是国民。这意味着,只要你没违法,作为国民的基本责任、义务,还都得承担,作为国民的权利,可以享受。这也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时代发展到今天,党群关系中更多体现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由此,有人说,不要再用“群众”这个概念了,应该用“公民”。事实上,“公民”一词更适合执政条件下、法制条件下,基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可是,党群关系,说了多年,已经约定成俗了,因此姑且用之。

  党的群众工作,一般泛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特定目标而努力的一个过程。狭义的群众工作,就是工青妇部门专门去做的群众工作,现在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党群工作部,这也是专做党群工作的。但是,一般地讲,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的政策的方方面面,工作的方方面面,党的权力运作的全过程,都可以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这意味着,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个人,就可以搞好党群关系的,要依赖于全党的工作。因此,党的群众工作用泛指来界定,更贴切一些。

  举一个例子,我老家是一个县级市,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在前50位以内,早就实现了高中义务教育,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线城市目前也还没有实现,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太大,做起来太难,而对于一个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县来讲,它反而能够提早实现高中义务教育。但是没想到,在回到老家散步的时候,听到一群老人在痛骂当地政府。为此,我觉得非常纳闷。一听方知事情缘起一位执法人员,仅此而已。但推而广之,我们整个党和政府就被痛骂一遍。对此,我虽然不赞同,但能够理解。事实上,事件中的这位执法人员,他是不是党员都很难说,但是普通老百姓就会认为,你是国家公职人员,你就是党和国家形象的一种浓缩。而我们没法苛求群众,要求群众都能辩证、全面、历史地看问题,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今天做群众工作,有赖于各部门、各行业工作方方面面的改进,有赖于一些具有长效性的机制。

  做群众工作是中国的传统优势。党执政前不掌握国家公共权力,最大的资源就是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中国召开“一大”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历经几次大的挫折,最后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是群众的支持是决定性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党形成了做群众工作的一系列传统优势。

  (一)党的政策符合中国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基点,奠定群众工作的大格局。

  政策失去人心,就从大局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台湾学者龙应台著的《大江大海1949》中写到,淮海战役之后,有的将领被俘,关在解放区,他们意外地发现,解放区老百姓和的官兵有说有笑,推碾子做饭,亲如一家人,非常感慨。可见,政权大势已去,单靠个别将领的军事才干,不足以扭转大局。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就说过,决定战争胜败的终极因素就是人心。

  战争以来,很多志士仁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封建的土地制度,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发展,于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到,都对土地制度有过思考,只不过方式、方法、设想不一样而已。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我们党的土地制度改革,符合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获得了最广泛的人心,把千百万农民的人心赢了过来,这就赢得了决定战争胜败的最终力量。

  在战争年代,是没有国家权力可以运用的,那么,凭什么获得对群众的领导?除了我们的政策符合人心以外,还有就是人的模范行为。曾经提起人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那么,这个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从哪里来?来自对的高度信仰。建国前,很多地下党员确实非常感人,有的甚至当到了的将领级别,骨子里忠诚的却是理想信念。还有,像彭湃,的早期领袖之一,他背叛生活优裕的家庭,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为了信仰,彭湃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矢志不移,最终慷慨对敌,从容赴死。1956年,在建国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上,做过一个高度概括,能够领导人民,正因为,也仅仅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是说,我们党的领导资格不是自封的,是要靠群众认可的,而获得群众的认可,只能依赖于我们党的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既体现在党的大政方针上,也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具体行为上。群众一般不会依据党章或宪法来判定政党或国家政权的性质,群众往往是直观的,即从自身利益关系、社会地位变化来看待党是否代表其利益,也从身边的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现来判断党和政府的性质,没有服务行为的党是不可能获得社会群众认可的。

  (二)我们党在做群众工作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群众路线首要是一种价值观,就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历史主体的地位来看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责任就是给群众指方向,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到群众中,把群众分散的、个体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统一的意志,然后再分散到群众中贯彻下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比如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给群众一个平台、一个制度,让其主动地参与到决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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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这是人在执政前做群众工作,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项领导艺术。

  在讲处理和同盟者的关系时提出:第一,率领同盟者向敌人斗争,并不断地取得胜利。直到今天同样如此,你想一想,如果人民群众跟着走,他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不提高,他对还能有信心吗?!第二,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这与帕累托最优原理有着惊人的相似,讲的就是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同时给所有人以好处,至少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再给其他人以好处,这样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直到今天,这一点依旧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我国改革中的国企改制,国企改制大方向是没问题的,没有国企改制就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但是国企改制的初期和中期,是在最低保障、失业保障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其中很多工人,2万块钱买断了20年的工龄,如果中间中断过,连这个都享受不了,这等于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蒙受了损失。对此,在今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诸如低保、社会保障都建立了起来。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国初期和中期的国企改制,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讲的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的思想,所以尽管是一项良好的改革,但是它的遗留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

  在正确认识群众中的不同利益要求,正确调节利益关系中,还要考虑,诸如:既反对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也反对跟在群众后面的尾巴主义;重视照顾多数原则,坚持教育、引导原则,等等。

  党的作风是党组织和党员的外在态度和行为表现,是长期形成的精神品格和风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等作风,员的模范作用,都曾感召了无数群众与党共同奋斗。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从高级领导到一般党员都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国后,我们党也非常强调这个问题。1956年,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再三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特别强调我们人的领导资格是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的。把群众生活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这是的首创。在1930年讲到,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群众战争。现如今,我们要获得群众的认可,那么,对于上学问题,看病问题,修桥、修路等事关群众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都得解决。哪些地方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动员群众就相对容易些。

  另外,有一些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管用的,也不可以照搬。所以群众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要具体分析。有的必须坚持,良好的作风到今天要坚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利益越是多元,越复杂,越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一下。还有一些在新的条件下要有新表现,比如说联系群众,怎么联系,现在中央提出来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但是在城市和在农村,你联系白领、金领和联系没文化的农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要有新发展、新创造。还有一些负面作用比较大的,要慎之又慎地来对待。比如群众运动,它曾经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优势。我们党依靠群众运动推翻了三座大山。群众运动,最大的长处就是短时间内形成运动形势,把具有从众心理的群众裹挟到运动中。但在执政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搞群众运动,并把它用于经济建设,极容易带来不良后果。第一,干扰党的全局性中心工作。群众运动一来把其他都放下来了,比如讲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当年大炼钢铁,那就绝对干扰全局的中心工作,也违背了经济建设的规律。第二,干扰社会主义法制。群众运动一来,必定有突破法制底线的地方,可是你又不能处罚他,因为规模太大,你处罚谁?而且运动就是自己发动的。第三,容易形成冤假错案。群众运动一来往往是一刀切,这里面肯定有错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这都属于历史的教训。198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胡绳精辟地说过一句话,革命需要动乱,执政需要稳定,你要想动乱,你就搞群众运动吧,要多乱就能折腾出多乱来,但是执政党它需要的是稳定。这一条,甚至可以说是超越社会制度的一条,需要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