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贯穿始终的一个灵魂，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群众工作蕴含于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党的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党的群众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实现党的目标，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党如果能够一如既往地在各阶层群众中得到广泛地拥护，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做群众工作，首先要搞清楚“群众”到底指谁？换言之，你给谁做工作？群众，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那时的群众指的是工农群众，而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属于被打倒之列。抗战时期，无论你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时的土地政策就从打土豪分田地演变为了“二五减租”。解放战争时期，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土地制度随即进行了一场根本性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到了建国之初，提出了“国民”概念，即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没有改造成为新人之前，不是人民，而是国民。这意味着，只要你没违法，作为国民的基本责任、义务，还都得承担，作为国民的权利，可以享受。这也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时代发展到今天，党群关系中更多体现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由此，有人说，不要再用“群众”这个概念了，应该用“公民”。事实上，“公民”一词更适合执政条件下、法制条件下，基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可是，党群关系，说了多年，已经约定成俗了，因此姑且用之。

　　党的群众工作，一般泛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特定目标而努力的一个过程。狭义的群众工作，就是工青妇部门专门去做的群众工作，现在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党群工作部，这也是专做党群工作的。但是，一般地讲，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的政策的方方面面，工作的方方面面，党的权力运作的全过程，都可以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这意味着，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个人，就可以搞好党群关系的，要依赖于全党的工作。因此，党的群众工作用泛指来界定，更贴切一些。

　　举一个例子，我老家是一个县级市，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在前50位以内，早就实现了高中义务教育，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线城市目前也还没有实现，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太大，做起来太难，而对于一个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县来讲，它反而能够提早实现高中义务教育。但是没想到，在回到老家散步的时候，听到一群老人在痛骂当地政府。为此，我觉得非常纳闷。一听方知事情缘起一位执法人员，仅此而已。但推而广之，我们整个党和政府就被痛骂一遍。对此，我虽然不赞同，但能够理解。事实上，事件中的这位执法人员，他是不是党员都很难说，但是普通老百姓就会认为，你是国家公职人员，你就是党和国家形象的一种浓缩。而我们没法苛求群众，要求群众都能辩证、全面、历史地看问题，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今天做群众工作，有赖于各部门、各行业工作方方面面的改进，有赖于一些具有长效性的机制。

　　做群众工作是中国的传统优势。党执政前不掌握国家公共权力，最大的资源就是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中国召开“一大”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历经几次大的挫折，最后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是群众的支持是决定性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党形成了做群众工作的一系列传统优势。

　　（一）党的政策符合中国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基点，奠定群众工作的大格局。

　　政策失去人心，就从大局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台湾学者龙应台著的《大江大海1949》中写到，淮海战役之后，有的将领被俘，关在解放区，他们意外地发现，解放区老百姓和的官兵有说有笑，推碾子做饭，亲如一家人，非常感慨。可见，政权大势已去，单靠个别将领的军事才干，不足以扭转大局。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就说过，决定战争胜败的终极因素就是人心。

　　战争以来，很多志士仁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封建的土地制度，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发展，于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到，都对土地制度有过思考，只不过方式、方法、设想不一样而已。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我们党的土地制度改革，符合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获得了最广泛的人心，把千百万农民的人心赢了过来，这就赢得了决定战争胜败的最终力量。

　　在战争年代，是没有国家权力可以运用的，那么，凭什么获得对群众的领导？除了我们的政策符合人心以外，还有就是人的模范行为。曾经提起人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那么，这个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从哪里来？来自对的高度信仰。建国前，很多地下党员确实非常感人，有的甚至当到了的将领级别，骨子里忠诚的却是理想信念。还有，像彭湃，的早期领袖之一，他背叛生活优裕的家庭，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为了信仰，彭湃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矢志不移，最终慷慨对敌，从容赴死。1956年，在建国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上，做过一个高度概括，能够领导人民，正因为，也仅仅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是说，我们党的领导资格不是自封的，是要靠群众认可的，而获得群众的认可，只能依赖于我们党的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既体现在党的大政方针上，也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具体行为上。群众一般不会依据党章或宪法来判定政党或国家政权的性质，群众往往是直观的，即从自身利益关系、社会地位变化来看待党是否代表其利益，也从身边的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现来判断党和政府的性质，没有服务行为的党是不可能获得社会群众认可的。

　　（二）我们党在做群众工作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群众路线首要是一种价值观，就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历史主体的地位来看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责任就是给群众指方向，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到群众中，把群众分散的、个体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统一的意志，然后再分散到群众中贯彻下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比如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给群众一个平台、一个制度，让其主动地参与到决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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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这是人在执政前做群众工作，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项领导艺术。

　　在讲处理和同盟者的关系时提出：第一，率领同盟者向敌人斗争，并不断地取得胜利。直到今天同样如此，你想一想，如果人民群众跟着走，他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不提高，他对还能有信心吗？！第二，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这与帕累托最优原理有着惊人的相似，讲的就是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同时给所有人以好处，至少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再给其他人以好处，这样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直到今天，这一点依旧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我国改革中的国企改制，国企改制大方向是没问题的，没有国企改制就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但是国企改制的初期和中期，是在最低保障、失业保障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其中很多工人，2万块钱买断了20年的工龄，如果中间中断过，连这个都享受不了，这等于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蒙受了损失。对此，在今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诸如低保、社会保障都建立了起来。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国初期和中期的国企改制，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讲的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的思想，所以尽管是一项良好的改革，但是它的遗留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

　　在正确认识群众中的不同利益要求，正确调节利益关系中，还要考虑，诸如：既反对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也反对跟在群众后面的尾巴主义；重视照顾多数原则，坚持教育、引导原则，等等。

　　党的作风是党组织和党员的外在态度和行为表现，是长期形成的精神品格和风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等作风，员的模范作用，都曾感召了无数群众与党共同奋斗。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从高级领导到一般党员都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国后，我们党也非常强调这个问题。1956年，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再三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特别强调我们人的领导资格是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的。把群众生活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这是的首创。在1930年讲到，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群众战争。现如今，我们要获得群众的认可，那么，对于上学问题，看病问题，修桥、修路等事关群众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都得解决。哪些地方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动员群众就相对容易些。

　　另外，有一些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管用的，也不可以照搬。所以群众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要具体分析。有的必须坚持，良好的作风到今天要坚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利益越是多元，越复杂，越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一下。还有一些在新的条件下要有新表现，比如说联系群众，怎么联系，现在中央提出来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但是在城市和在农村，你联系白领、金领和联系没文化的农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要有新发展、新创造。还有一些负面作用比较大的，要慎之又慎地来对待。比如群众运动，它曾经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优势。我们党依靠群众运动推翻了三座大山。群众运动，最大的长处就是短时间内形成运动形势，把具有从众心理的群众裹挟到运动中。但在执政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搞群众运动，并把它用于经济建设，极容易带来不良后果。第一，干扰党的全局性中心工作。群众运动一来把其他都放下来了，比如讲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当年大炼钢铁，那就绝对干扰全局的中心工作，也违背了经济建设的规律。第二，干扰社会主义法制。群众运动一来，必定有突破法制底线的地方，可是你又不能处罚他，因为规模太大，你处罚谁？而且运动就是自己发动的。第三，容易形成冤假错案。群众运动一来往往是一刀切，这里面肯定有错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这都属于历史的教训。198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胡绳精辟地说过一句话，革命需要动乱，执政需要稳定，你要想动乱，你就搞群众运动吧，要多乱就能折腾出多乱来，但是执政党它需要的是稳定。这一条，甚至可以说是超越社会制度的一条，需要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