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者”郭文景

  车窗外,景致倏忽掠过。佛塔洁白,金顶闪耀,在阳光下无声讲述着美丽的传说,圣洁仿若“神界”。车窗内,作曲家郭文景思绪缭绕……八月暑夏,青海采风,于他既是身体之行,更是心灵之游。

  十月金秋,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带来的郭文景交响作品音乐会,名字亦作《心灵的远游》。

  远游无骛,执著一念,从1982年捧出第一部作品《川崖悬葬》至今,四十载春秋,长河无声奔去。

  在媒体笔端,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他更是“一个为音乐痴、为音乐傻、为音乐疯的音乐狂人”。走近他,倾听他,便知所谓痴、傻、疯,许是源于一种“病”——艺术的“强迫症”。而在当下艺术创作环境中,这种“病”,难能可贵,令人钦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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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这是经常加注在郭文景身上的标签。人们较多聚焦于“国际声望”,但其实“中国作曲家”也许更值得着眼。

  10月10日晚,保利剧院,郭文景交响作品音乐会亮相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指挥家黄屹、中国爱乐乐团、竹笛演奏家唐俊乔、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的携手演绎下,爱乐者们畅游郭文景的音乐世界,领悟他的音乐哲思。

  音乐会以“心灵的远游”为主题,集中演绎了郭文景的四部交响作品——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帕萨卡利亚《日月山》、为女高音和管弦乐队而作的《远游》、芭蕾舞剧《敦煌》第二组曲、为竹笛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野火》。

  这部创作于2004年的作品,回避竹笛惯常的音响,而着力于挖掘这件传统乐器的交响性。这样做,充分扩展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性格,也延伸了郭文景关于现代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思考。

  “我们在尊重、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要发展传统。我在创作这首竹笛协奏曲时,将竹笛当作一件现代乐器而非传统的民间乐器。这个作品也表达了我近些年创作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存在,文化方面也是一样,我觉得应该反映今天中国的精神面貌,要表达今天中国音乐要说的话。”郭文景说。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文化责任感、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作为艺术家,不能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所低估。”

  在古典音乐领域,不少艺术家都是外籍,郭文景觉得这并不影响艺术家自身文化意识的凸显,“国籍身份和文化身份是两个概念。斯特拉文斯基最后加入了美国籍,但他永远是俄罗斯的作曲家,他骨子里的东西改变不了,他的文化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郭文景注意到,“民乐演奏家会追着作曲家要作品,古典音乐搞演奏、演唱的,好像就没这个需求。因为西方音乐史上保留曲目太多了,一辈子都弹不完、拉不完、唱不完。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曲家的文化意识、责任意识就更重要了。当然了,如果你一辈子只弹肖邦,只拉老柴,也没问题,没有人会指责你、诟病你。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音乐曲目库里,蒙尘的精品有没有?肯定有。应该去发现,把蒙尘的它们发掘出来。我希望中国的音乐界对中国作品更加重视,这样中国作品就会有更多展示机会。”

  借由这场音乐会,郭文景四乐章《远游》迎来世界首演。这是一部跨越17年的作品。

  2004年,郭文景以诗人西川的现代诗为歌词,为女高音和管弦乐队创作了三乐章《远游》。时隔17年后,他创作完成了第四乐章。“《远游》追求精神上的高度,当我聆听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诗时,仿佛看到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不是因为山的高度,而是音乐所追求、所蕴涵的精神高度,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尽力使中国交响作品达到这样的高度。”他说。

  “这次音乐会,中国爱乐乐团给予了非常充足的排练时间,排练效果也很好,我非常满意,也非常感激!”在这场音乐会开始前的媒体见面会上,郭文景开篇坦言道。

  “很多段落,听得我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当晚音乐会结束后,郭文景如此表达坐在观众席里聆听四乐章《远游》时的状态,听得出来,一向“挑剔”的他对演出效果异常满意。其实,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感受,他们深深折服于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哲思性。

  无疑,这是郭文景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又一次完美合作。而从2003年至今,他们竟已携手走过十八载光阴。当年,郭文景享誉世界的歌剧《夜宴》《狂人日记》登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在爱乐者欢呼、业界的期盼中,郭文景首演于海外的中国歌剧回家了。2008年,郭文景和导演李六乙合作的《巾帼英雄三部曲》上演,至此,郭文景共有6部歌剧作品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除了歌剧,郭文景的其他类型代表作,比如《江山多娇》《蜀道难》《满江红》等,都曾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演或上演。

  在郭文景看来,一部作品,作曲家完成之后,演出呈现很重要,“甚至对作曲家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有很多伟大的作品,第一次演出是失败的。但后来碰到另外的指挥家、乐团,演绎得很精彩,作品也就有了流传下来的可能性。”

  他举例,《a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完成于1947年,题献给他的挚友、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然而,由于某些原因,直到1955年该作品才有机会首演并获得空前成功,“当时整个苏联评论界全部傻眼了,因为这个作品太牛了!最后,作为演奏家的奥伊斯特拉赫,竟然自己提笔写文章。他说自己和这部作品一起生活了8个月。也就是说,他用了8个月时间练习,才有了最终的效果。”

  相比之下,如果作品没有充足的排练、磨合时间,或将遗憾满满。“我这个话说出来也许会得罪人……”郭文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比如有些乐团,更充足的排练时间是留给‘’之类,他们觉得那是经典,愿意花时间去练,但是对中国音乐、对中国作曲家们的作品,可能感觉差不多就得了……我是硬着头皮说这些的,其实不是为我自己说的,是为整个中国音乐说的!”

  郭文景语气平和,但语间锋芒却若隐若现。不过,他很快逆转了话题方向,“其实,中国的这些交响乐团对我不薄,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那么严重的年份,杭州爱乐、上海爱乐还给我开了专场。此前青岛爱乐青岛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四川交响乐团都给我开过专场。交响乐团的生存是很困难的,现代作品的票房又没古典、经典的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交响乐团还能给我开专场,我真的是感激不尽、感恩戴德。或许有人会说,郭文景这个人贪得无厌、得陇望蜀,他竟然要求和一样的待遇!事实上,我是在心存感恩的同时,想提出一点呼吁,那就是希望中国作曲家们认真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都能被重视,都能有合适的展示机会。”

  他觉得,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不应该如此直言不讳,但还是忍不住想说出来。早年,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的指挥家“拍板砖”,“如果一个指挥家没有个人风格,没能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一支好的乐团,那就不能称之为指挥,只能叫‘打拍子的人’。”他很庆幸当时没有人跟他一般见识,大家彼此还能继续做朋友,指挥家们也还愿意演奏他的作品,“我觉得他们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此刻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些话说一下。”

  褒贬鲜明,实事求是,绝不违心,这便是率真、耿直的郭文景,同时也不难理解他为何自诩“书生面孔、麻匪性格”了。

  “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只有和传统发生联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有根的。”

  依旧犀利,依旧锋利,不会刻意掩饰巴蜀之地养成的狂傲、奔放秉性,但随着人生阅历纵拓,“狂人”郭文景似乎在无意间渐渐柔化了“狂”这个标签,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在的他创作时更注重与社会的关联、对话,而不仅仅是强烈地表达自我了。

  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凤仪亭》《诗人李白》《骆驼祥子》,交响合唱作品《蜀道难》《春天,十个海子》……郭文景的音乐版图大开大阖、泼墨写意。

  回首来路,郭文景坦陈自己的音乐风格、音乐语汇有所变化,但一些典型特征、创作理念从未改变,那就是写人,人之情、人之思,寻找最贴近人性的心灵之声。相较过去,如今郭文景的创作更关注现实,更注重与社会沟通,“刚毕业时,想的完全是自我表达,观众理不理解、接不接受,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发觉得和社会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音乐厅里面对2000个观众表达自我,不考虑他们的感受,相对于要把这2000个人感动,让他们接受你的作品,后者要难得多。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也许,这正是作曲家艺术生命延展过程中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毕竟,观众与创作者的关系,本就是相依共荣。

  在作品中追求人性的真实与现实的深刻,同时,郭文景心中深埋着一处“根”,那就是自己的文化身份,“我虽然一直在努力成为独特的那一个,在创作上追求不拘一格,但我更知道一点:文化背景是作曲家的土壤和源泉,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只有和传统发生联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有根的。”

  1994年起,郭文景的歌剧《狂人日记》《夜宴》等陆续在国外首演,海外声誉扑卷而来。然而,他始终是“最中国的”,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中国元素与历史气息,同时又不乏通过现代音乐语汇进行的先锋性探索。比如,在《凤仪亭》中,貂蝉和吕布,一个化身川剧演员,一个化身京剧演员;在《思凡》中,加入川剧的打击乐,与西洋乐器对话……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呈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共鸣与共振。郭文景的音乐创作,并非一脉相传,而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多脉相传”。他用音符营造诗意效果、诗意氛围,再把哲学深度带入其中——这使得他的作品厚重、深沉、广阔。

  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回忆《包法利夫人》创作过程时说:“这里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这里没有一点放入我的感情或者我的存在……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又无处可见。”有观点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

  对此,郭文景并不认同,“有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听的作品,就是要听;我们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就是少不了贝多芬这三个字,贝多芬能藏起来?”

  言语之间,郭文景逍遥放达的真实心性、兀傲不群的个性显露无遗,倒也生出几分可爱。

  郭文景从2012年初夏开始创作国家大剧院委约作品、歌剧《骆驼祥子》,这是他目前作曲生涯中规模最大的歌剧。他原本计划一年内完成,但最终用了两年时间才拿出作品。事实上,他可是开足了马力一路跋涉,几乎每天都在写,从清晨写到中午,从傍晚写到次日凌晨,其间唯一一次停工,是生病进了手术室。

  “写作时我对自己非常苛刻,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写完一个想法之后,我会停下来,反复思考和尝试还有没有更好的,一定要自己满意才肯继续往下走。”郭文景说,“我想要达到的层级比较高,确实很难够到。但不管多累、经济账有多么不划算,我都要达到自己的要求才肯罢休。我就是和自己较劲、较真儿,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委约方。正因为不断返工,所以特别累,这确实是一种‘强迫症’!”

  今年7月30日晚,国家大剧院,指挥家谭利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与钢琴演奏家薛颖佳共同完成了郭文景的C大调钢琴协奏曲《海坨戴雪》世界首演。

  在郭文景看来,这部作品是他艺术星空中不可缺少的一颗星。写钢琴协奏曲,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对自己树立了高标准:要写出钢琴协奏曲的规格与品质,同时要有中国特色和自己的特色,“当然,不能因为是中国作曲家写的钢琴协奏曲,就拿中国特色当幌子,协奏曲一定要符合国际化的标准。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舞台上去验证,不能让外国人指着它说‘这不是协奏曲’。”

  从2018年12月开始创作,到2021年4月作品完成,两年零五个月时间里,他所有心思都放在这部作品上,为此放弃了不少其他委约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郭文景始终坚信一个最朴实的道理: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部作品,和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一部作品,效果差距太大了。“如果说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脑海中那个美丽的愿景,很满足,很幸福。这种快乐会完全超越对金钱的考虑,当然作曲本身也挣不了大钱。”他笑言。

  呕心沥血,作品完成,如释重负的愉快感包裹着郭文景,然而这是短暂的,因为接下来是新的困难,即进入排练、演出阶段,而如果排练、演出效果没达到自己预期,他便会陷入煎熬,“有时候会有无能为力的无奈感,但转念一想,作品能被演出就不错了,我就知足常乐吧。”

  在作曲家之外,郭文景另一个身份是教书匠。上世纪90年代起,他站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讲台,每周都给学生们上课,“和年轻人思想碰撞,可以防止自己止步不前,在学术、技术、理论上保持不退步。”

  多年教学,他有了一套“郭式学习准则”,总是对学生们强调三点:第一,技术是前提,没有技术、技巧,就谈不上艺术,这是硬杠杆,有无才华另说;第二,知识面要广,多读书,尤其是其他艺术门类的书,这样才能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第三,要有良知,没有良知怎么搞艺术?伟大的艺术家如果没有良知,肯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要有是非感、同情心,要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疾苦,心灵不能麻木、冷漠,不能对他人痛苦、社会问题无动于衷。

  2019年,郭文景卸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没了繁忙、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他能更心无旁骛地投入创作,写作数量、质量双升,“我感觉我的创作会迎来大丰收!”

  “我觉得我就是为音乐而生,我很庆幸,兴趣和职业是一件事,没有发生错位。而且事实证明,我适合干这一行。所以我很感恩命运,对命运没有任何抱怨!”郭文景说。他对未来的创作充满信心和期望,“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上午写,下午写,晚上写,写音乐对我来说就像买菜、吃饭、打球、看电视、看电影一样,就是一种生活,我现在就是祈求身体健康,赐予我更多创作的力量。”

  今夏青海采风,郭文景心灵受洗,“我脑海里那一个个写作计划、创作愿望,就像我看到的窗外那一座座佛塔,引人入胜,引人前行。当我去实现某一个的时候,会全力以赴,忘掉一切现实利益的考虑,很纯粹,很美好。”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地出现,重演,修正,延展。”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如此写道。

  以音乐记流年,郭文景匠心如始。浸入超世无我的之“坐忘”境界,这般创作,必然是幸福的。

  同时,他也在音乐中雕刻着人生的岁月年轮。这其中,有变,更有未变,比如他的“书生模样、麻匪性格”,比如他放诞无忌的天性,超然自适的状态,就像他自己总结的:“我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就是追求真实,厌恶一切装腔作势,厌恶一切虚伪的装腔作势!”

  为文、作画、写乐,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内心都须有一个真字作为根底。只要“真”,故不必刻意求工。既能“真”,性灵已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