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谈到党的历史时,两次说过同一句话:“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习《论中国历史》第12、184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回望中国百年历史中党的经典新闻作品,党的领导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得到充分的呈现。中国领导的党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人民的报纸》就写道:“新华日报既是的机关报,怎么能够成为人民的报纸呢?……[因为]所要求于他的全党党员的,不是别的,就是: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虚心的做人民的勤务员。”随着历史的推移,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没听说过当年的故事。不忘初心,应该回首历史,熟悉党的百年新闻史上闪光的经典新闻作品,才可能继承光荣传统,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现到现实的新闻工作中,而不是仅落实在几句套话上。
1946年1月7日,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春节过后,就叫他到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那里去上“劳动大学”7个月。这个故事经《边区群众报》报道后传遍陕甘宁边区,生动地体现了党群关系的亲密无间。随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加以转载,传遍其他根据地。一篇小小的通讯,把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拉得如此近,颇为罕见。这里展示的是1946年11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三版转载的《边区群众报》的通讯全文: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毛岸英刚到吴家枣园,吴满有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也不懂得,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
吴满有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当开荒”。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拼命地学开荒,白白的皮肉,被太阳晒的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
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除草、下种子、拢地。吴满有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的会种庄稼了。”(延安市九岁小学生张名哲写,登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报上)
现在“毛岸英延安学农陈列馆”里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的介绍;当年毛岸英和吴满有一起住的窑洞已经是“毛岸英青少年教育中心”了。当时毛岸英和吴满有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炕上,吴满有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他们挡风,其实主要是为了毛岸英的安全。学农期间,把吴满有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们农民一样了。1946年,吴满有家生产粮食60多石,交公粮50石,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毛岸英走后,吴满有很是怀念他,常自言自语说:“这里有毛主席人家娃娃的功劳啊!”
1957年到80年代,有两篇文章《西瓜兄弟》和《桌上的表》曾收入语文课本,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这两篇课文的原型,均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媒发表的小通讯。
1947年9月17日《晋察冀日报》第2版和1947年9月18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4版以及新华社中原分社,都发表了同一篇通讯《西瓜兄弟》。《人民日报》的文字呈现相对清晰,全文如下:
记者随军路过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的故事。当地有李姓西瓜兄弟两人,每年每人种亩把好西瓜,这方圆一、二十里地内也只有他们兄弟俩种西瓜,因此大家就叫他们做“西瓜兄弟”。西瓜老大的地在村东大路边上,西瓜老二的地在村西南小路边上,今年虽然雨水多,可是他们的瓜地高,西瓜还是长得又大又甜。
瓜刚熟的时候,村东走过了一队蒋匪保安团,那些饿狼一看见老大的瓜,顿时你抢我夺的,不一会,一亩多地西瓜就一个也不剩了,地里只留下一片踩烂的瓜藤瓜叶与吃剩的瓜皮瓜子。
在蒋匪过去二十天后,村里忽然来了八路军,巧的是这回八路军从村西南西瓜老二的瓜地边过。“我这瓜地完了!”西瓜老二想:“我这命也不要啦,我就躺在瓜地里,看他八路军摘我的瓜吧。”西瓜老二灰心丧气地往西瓜棚底下一坐,看着八路军过来。谁知道队伍有多少呢?往北看不见尾。
一听见说西瓜两个字,西瓜老二的心就痛得像刀扎;但是他却奇怪,这些人说说就完啦,连脚都不停,一股劲往前走。西瓜老二把头偏西边一看,南已看不见队伍的头,北还不见队伍的尾,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八路军就是怪呀!”说着就站起来,提着瓜刀,跑到地里抱起一个大西瓜,往路边一放,刺刺地切开了。
“不要钱,随便吃吧。”西瓜老二边说边拿起瓜往小司号员跟前送,小司号员连说:“俺不吃,俺不吃!”脚不停地就朝前走了。
西瓜老二捧着瓜,直愣愣的在西瓜地边站着。队伍还是肩并肩地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这篇通讯的作者解清,即黎辛(1920-),本名郭有勇。他是原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时任新华社记者(后来任《中原日报》副总编辑、《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文艺处长和文化局长、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等职),取《解放日报》和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笔名。通讯通过人民和保安团截然不同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用事实表明了才是光明中国的代表。
这篇小通讯是1947年9月初黎辛随华中野战军在河南省淮阳县李楼村宿营时,根据各方面的采访一口气赶写的6篇新闻稿之一。经新华社电传,很快传遍全国。由于当时新华社一次播发了十几篇小通讯,有的报纸在作者署名上搞混了,误把“解清”写为黎辛的同事王匡(1917-2003),甚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新闻学词典》把它作为新闻名篇的词条,作者写的也是王匡。为此,黎辛在1992年第12期《中国记者》发表《我和王匡的〈西瓜兄弟〉情谊》一文,他说:“《西瓜兄弟》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王匡的,是属于我们生活、战争的那个时代的!”
据原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1911-2003,开国上校)披露,南京解放后他在南京军管会工作,在中央宣传部发现许多印有《西瓜兄弟》的大张印刷宣传品,大字排版加插图,把黎辛的通讯原文照搬,把其中的“八路军”改成“中央军”,把“蒋匪保安团”改为“八路军”;宣传品没有署名。这真是出人意外,没想到堂堂的中央宣传部,居然盗用的一篇新闻通讯作为他们的宣传品,可耻又可笑。但这个情形也令人思考,一篇涉及当权者与人民关系的新闻通讯,在一定的情境中传播得当,会有多么巨大的传播力。
2005年,淮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联合开展“怀念刘邓大军,寻找‘西瓜兄弟’”的寻访活动。不料,全县竟有十多种不同版本的“西瓜兄弟”的故事,因为同名的李楼村有13个。在拍过“西瓜兄弟”电视剧的搬口乡李楼村,《报》记者采访了67岁的村民李继顺。他是西瓜老大的儿子。他说八路军(淮阳县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说,当年老百姓习惯把的军队称为八路军)和的军队从西瓜地旁过,他都在现场。当时他只有10岁,“看着的士兵抢吃西瓜和糟蹋西瓜”。而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是安岭镇李楼村,75岁王老汉说,他和“西瓜兄弟”李油锤、李二虎(二李已逝世)从小就在一块儿玩,彼此很熟悉。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西瓜兄弟》的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当年有一支小部队住下后,有一个很有学问的问话,他说他也姓王,我就给王同志(事后得知他就是新华社随军记者王匡)讲了发生在李楼村的“西瓜兄弟”的故事。王老汉的儿子上小学,有一次念《西瓜兄弟》的课文,碰巧让王老汉听见了,他大为惊讶,这不是我讲给王同志的事吗?怎么印在书上了呢?从那以后,王老汉逢人就讲“西瓜兄弟”的故事还上了书咧!这里的情节差误在于“王匡”的署名已经先入为主到王老汉的脑海里,黎辛当时不可能说他姓王,但影响到王老汉的回忆。时任淮阳县白楼乡武装部长郑认为,“西瓜兄弟”的源头应该在白楼乡李楼村。这个李楼村处在商丘到淮阳的交通要道上,是刘邓大军的必经之路,大军不可能放着近道不走而舍近求远。1995年另外的《报》记者采访过白楼乡的李楼村,当时西瓜老大李坤乾逝世,老二李坤刚在世,与记者进行过座谈,随后记者发表《“西瓜兄弟”讲传统》《“西瓜兄弟”还好吗?》《“西瓜兄弟”弟健在,声声称颂》等系列文章,引起很大反响。2020年3月疫情期间,《周口日报》记者来到白楼镇(现在是镇了)李楼村,63岁的李坤刚的孙子李武莹和80多岁的老支书孙方轩陪记者来到几棵大杨树下,告知这里是当年李坤刚的西瓜地,路边是一条南北大路,“西瓜兄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上世纪50年代初,孙方轩从小学课本里知道“西瓜兄弟”故事竟然发生在本村,就跑到兄弟俩家中问,兄弟二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就是书中的“西瓜兄弟”,其中追着让一名小战士(司号员)吃西瓜的情节他们记忆深刻……
这么多的李楼村和“西瓜兄弟”,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和人民军队的热爱。该县有关部门决定,将全县有代表性的4个李楼村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看到的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大部分作者是党媒的专职记者,也有几位闻名的文武双全的党媒通讯员。《桌上的表》就是战斗英雄张明(1925-2001)在其戎马生涯中写的一篇很小的通讯。他在马背上、油灯旁、烛光下,写了20多万字的新闻稿。先后出版了《英雄的记录》《访苏散记》《洛阳营》《钢枪铁笔录》等几部新闻纪实著作,把真实的历史留给了后人。
张明只读过四年书,1938年13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历任115师政治部战士剧社宣传员、鲁南军区政治部青年干事、特务连文化干事、连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副司令员。一生参战100多次,负伤16次,留有15处终身疤痕。最后一次战斗是1984-1985年指挥第一集团军赴老山前线日晚上,人民对洛阳发起总攻,张明作为营长,站到连长的位置上亲自带领连队爆破、冲锋,首先突破东门。他的营被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本人被授予华东甲级战斗英雄称号。战斗总结时,他收集了许多英雄素材。3月15日部队撤离洛阳。张明受伤吊着绷带骑在马上反复斟酌,决定从感受较深的战士们进城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事迹写起。当晚安排好战士们宿营之后,他忍着剧痛,在油灯下铺开马黄纸,连夜急就了《桌上的表》。稿子给了随军记者后没几天,华东野战军三纵报纸《麓水报》首先刊登,紧接着新华社电发通稿、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并加了个按语说:“张明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就是我们有文化的革命战士的形象。”纵队司令员何以祥(开国少将)听到广播,称赞“我们的洛阳营营长张明同志真不愧为文武双全”。洛阳解放后,1948年4月20日出版的《新洛阳报》也发表了这篇通讯。
洛阳东城门里靠路南楼房上,当我们部队突进城后,少数敌人仍凭楼顽抗着。最后两个突击队的战士首先冲上了楼,敌人已经逃走了,房主人也吓得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房内放着漂亮的花被,崭新的皮包和许多衣服,在一张方桌上,还放着一只钢壳怀表,雪白的表面,漆黑的表针,在灯光下看去,还不到十二点钟,细小的秒针正在滴滴答答的走着。
战士们在楼上搜寻了一会,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一类的东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后,这个楼上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楼上的东西仍旧原封不动的摆着。
巩固突破口的任务完成后,三连被命令停止在这楼上休息,只有那一只滴滴答答的表吸引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怀说:“打仗就是需要表,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装起来了。尊龙凯时人生就博官网登录”但是说了后,却没有动一动那只表。其余的同志也纷纷议论说:“纪律是自觉的,楼上的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正议论时,副政指庄建礼同志来了,战士们问:“副指导员,你看这表好吗?”庄副指导员拿出小刀剥开表壳一看,崭新的表心镶着四颗宝石,的确是瑞士的好表,看完后,表又原样摆到桌子上。
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丝毫未动,那只钢壳表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张明说了这样几句实在的话:一定要注意观察,用心思考,选最有代表性、最生动的事例进行报道;要把人家的话尽量记下来,写作时也要尽量用人家的原话。
洛阳城里那位怀表的主人,看到这篇通讯后把表保存起来留作纪念。现在这块表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党群关系是党的根基。2009年6月,河南电视台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逮军,他要求检查记者的采访设备,在拔掉了采访机话筒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接着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件事情被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2016年2月19日习亲自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那些‘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论调,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习重要讲线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回顾党的经典新闻作品,它们能够传为佳话,其经久不衰的更是作品内容蕴含的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这是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以习一再要求党媒工作者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群关系和谐作为重要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