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历来坚持人民观点，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党更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抗战建国的事业，必须要发动民众的力量。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更加融洽的党群关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党员群众心手相连、同甘共苦，为着团结抗战、共创幸福生活的目标一起努力。边区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延安时期密尊龙凯时公司官网切党群关系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艰苦奋斗的干部作风拉近了党群距离。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工作。1941年，边区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党员干部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草鞋、背包、粗衣薄被，尤其是在边区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洋钱柴菜，每月一元或二三元的津贴，还常常几个月不能按发。如果说过去在战争中生活，一切不能不简单，而现在则和平的环境物质较丰，然而我们工作人员没沾染一点旧气，抱着“勤劳在先，享受在后”的一直奋斗到革命成功的信念。有些绅士们经过我们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严拒”之后对有了新的认识。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为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了这些情形，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以至于官民之间全无隔阂。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全心为民的干部作风，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延安时期，各级党员干部坚决摒弃了旧的官僚主义习气，贯彻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各种批评建议，并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1944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讲道：倘若我们不继续密切联系实际，向群众学习，而让官僚主义的残余复活以至生长起来，我们就会不能继续前进，就会倒退，不能贯彻政策，完成任务。边区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也说，能不能做到首长动手，主动与群众结合，是区别领导作风好坏的关键。凡是首长负责与群众结合，丢掉了官僚主义的地方，就有生气、有办法、有创造，一切都日新月异。反之，高高在上，缺乏群众观点，不调查研究，不向群众学习，这些人就是在做官，而不是在作革命的领导工作。经过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后，各级领导的作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淳耀县的县长刘永培，大量移民，创造白源村，创立田云贵合作社，发展挑铸原妇纺等等。在调动工作时，老百姓都拉着他，不许他走。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包容上。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了大多数贫农的支持，然而在具体执行中也使一些土地出租户遭受了损失，《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特意刊发了一篇群众来信，题目是《我要加租》：“现在一垧川地（菜地）的收益，至少值三千元以上，我要向佃户收回，佃户不肯。要加租，又不肯，向边区政府交涉，也没有结果。放着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不能使用。”这样的不同意见不仅得以发表，而且还附上了耐心的法规政策解释，及时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高度重视基层一线群众工作。党的群众路线要求重视基层工作，密切党同农村、工厂一线的群众的联系，这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党员干部都要深入工作生产一线，自己动手，与群众密切结合，与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赵占魁运动”中，各主管部门领导亲自深入工厂，普遍检查与整理，使得产量大为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在除奸反特工作中，保安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自己动手，形成了群众防奸运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保安机关的少数人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成效。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至于当时的青年都十分热衷于到农村、工厂等基层一线，与群众最近的地方去工作，甚至出现了对机关、技术等类型工作的抵触。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认为乡级政权机关是和广大人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的，过去乡村政权机关大部分的工作是动员工作。党群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在扎实、有效的基层工作中得到巩固。

　　时代在发展，但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仍是我们“最好的营养剂”。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值得今天深入学习并继续发扬，党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只有紧紧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原动力，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历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